《受禅表碑》
《受禅表碑》三国魏黄初（202年）刻。
在河南许昌县，额篆书题“受禅表”。
字方正，渐开唐隶之门。
汇品：
明 郭宗昌：书法同《劝进》，虽小远汉人，雍雍雅度，衫履自饰，亦复矫矫。（《金石史》）
清 王世贞：余始喜明皇《泰山铭》，见此而怳然自失也。汉法方而瘦，劲而整，寡情而多骨，唐法广而肥，媚而缓，少骨而多态。汉如建安，晋三谢，时代所压，故自不可超也。此语得评书三昧。（《石墨镌华》）
清 杨守敬：下笔如折刀头，风骨凌厉，遂为六朝真书之祖。（《学书迩言》）
清 康有为：于时卫敬侯出，古文实与邯郸齐名，笔迹精熟。今《受禅表》遗笔独存，鸱视虎顾，雄伟冠时。（《广艺舟双楫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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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尊号碑》
三国·魏 《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》
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藏。
全称《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》，
又名《百官劝进表》《劝进碑》《上尊号奏》。
《上尊号碑》的书法，以“方整峻丽”著称于世。
传为梁鹄或钟繇书，皆不可靠。
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(210)，曹操曾下令禁碑。
故曹魏时代，除个别皇家巨制之外，存世者极少。
曹魏之时，三国鼎立，儒、道、佛三教并行，
社会思想比较开放。
文风亦尚通脱、清峻。
故魏初诸刻，
一反汉末分隶之古厚典雅而为空灵峻丽。
就汉字字体的演变而言，
魏初诸刻是由隶变楷的桥梁；
就书风而言，
它们浸淫灌溉了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及唐初之书法；
故无论在汉字字体变迁史，
还是书法艺术史上，均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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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体石经残石》
三国·魏《三体石经残石》，
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、
又称《正始石经》。
因用古文、小篆、隶书三极书体铭刻，
故称《三体石经》。魏正始二年(241)刻。
《三体石经》刻有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两经，
刻成后与《熹平石经》并立於河南洛阳太学。
於晋代时损坏，屡经战乱埋於土中。
西安碑林所藏《尚书》残石於1945年和1957年
在西安许士庙街小学附近和
西安北大街青年路先后出土。
又名《鲁孔子庙碑》
《修孔子庙碑》《封孔子庙碑》等，
刻于三国魏黄初元年(220)。
隶书，二十二行，行四十字，
额篆书题：“鲁孔子庙碑”。
石在山东曲阜。
宋嘉祐七年，
张稚圭刻题记于碑末，谓碑为梁鹄书，
但无可靠证据。
张氏并谓：
“昔人评其书云：“龙震虎威,气雄力厚,魏刻之冠。””
洪适《隶释》云：“魏隶可珍者四碑,此为之冠。”
明赵崡称其“结法古质遒健”。
杨守敬《评碑记》谓：“此碑以方正板实胜，略不满者，稍带寒俭之气，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，唯北齐少似之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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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发神谶碑》
《天发神谶碑》建于吴天玺元年（公元276年），
又名《天玺纪功碑》、在宋以前已断为三石，
故又名《三断碑》。
传为华（核）文、皇象书，
又传为苏建所书，
因碑文残缺，无从考证。
旧在江苏江宁尊经阁，清嘉庆十年(1805)毁于火。
此碑书法非隶非篆，篆书的笔意重一些。
雄伟劲健，锋棱有威，
下笔多呈方棱，收笔多作尖形。
转折方圆并用，结体上紧下松，
字形修长，形象奇异瑰伟。
其笔法及体势，
在书法史上可说是前无先例，后无继者。
是研究东吴石刻文字的重要资料。
由于原碑早毁，流传拓本很少。
尤以断裂之前的宋拓本极为珍贵。
这里所选的拓本为故宫博物院藏宋拓孤本，
字迹清晰，墨色醇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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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谷朗碑》
三国·吴《谷朗碑》全称《吴九真太守谷朗碑》。
隶书，三国·吴凤凰元年（272）立。
纵176厘米，横72厘米，文18行，行24字。
碑在湖南耒阳。
谷朗碑》字虽称隶书，实则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，
故亦有定为楷书者。
当然同后世魏碑、唐楷相比，
它还带有较浓的隶味。
其结体方整，笔画圆劲，书风浑朴古雅，
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，
但同为开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。
此碑在清代以前，惟见欧阳修、赵明诚二家著录。
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云：“其字遒劲，亦有汉分隶法。”严可均谓其“隶法不恶，刻手极拙。”康有为称其古厚，为真楷之极。
